11月28日,媽媽於淑香和白化病孤兒小潔,小潔最會撒嬌。在桓青香和劉峰的家裡,亮亮和大震玩得很開心。於淑香和她的孩子們。爸爸劉峰接自家的孩子回家。新京報記者 高瑋 攝
  他們還是孩子,或肢体殘疾,或身患疾病,從小就被遺棄。
  他們平淡地生活在福利院,多有一個姓——黨。
  可有時也會遇到驚喜,“中了彩票似的”——他們中身體殘疾、智力正常的孩子被送到能創造更好成長環境的慈善機構助養。
  北京春苗兒童救助基金會,就是參與助養貧病棄兒的慈善機構之一。他們為這些孤兒都安置了一個家。
  連日來,新京報記者走進這些家庭,發現在這個“家”里,有爸爸媽媽,有兄弟姐妹,有真實的生活狀態,當然,也有真實的愛與離別。
  回家
  9歲的黨志君上小學二年級。下午4時放學後,為炫炫自己的權威,他讓媽媽於淑香“快點推”。
  輪椅的車軲轆在飛速旋轉。剛到家門口,砰一聲,黨志君笑著飛身躍下,半個身子嘩啦倒在地板上。
  下身癱瘓的他借助一把幾公斤重的扶手椅,噌地扶穩站了起來。他用他塌陷的吃不住力的腳,一點點朝卧室挪去。
  3歲的小妹黨小潔看到黨志君回家,嘰嘰喳喳走過去。幫哥哥拿書包。
  黨小潔患白化病,頭髮、眉宇赤白。她的小碎步比哥哥快,幾步到了卧室。
  他開始召集兄弟姐妹們“開會”——“黨馨雨、黨小潔、黨小強……你們過來”。黨志君喊道。
  “你們說,你們聽我的(話)嗎?誰敢不聽我的?”爸爸媽媽在廚房裡忙活的時候,黨志君眯著眼睛,擺起老大的架勢。他要證明,在家裡他說了算。
  黨志君話題剛一撂下,兩個三歲的孩子默許點頭,但高黨志君一頭的12歲姐姐黨馨雨吐吐舌頭,“我不聽”。
  “你敢不聽?!”黨志君做憤怒狀,似要挪身撲向黨馨雨。
  黨馨雨咯咯笑,帶弟弟妹妹跑了。
  看姐姐不在,黨志君嘿嘿笑,對新京報記者說:黨馨雨比我大,你知道為什麼怕我嗎?
  他眯著眼透露技巧,“她最怕癢癢,我咯吱她。”
  11月28日下午5時,順義一普通小區,一串串笑聲從小區一樓傳出來。五個孩子“哥哥”“姐姐”“妹妹”“弟弟”歡叫著,玩兒得不亦樂乎。
  在廚房裡,孩子們的爸媽宋維良和於淑香腰系圍裙,他們泡好一盆粉條,買了一塊豬肉,要給孩子們吃家鄉菜“豬肉燉粉條”。
  下午6時,天剛擦黑,夫妻倆做好一桌飯菜,五個孩子排著隊去衛生間洗手,然後端坐在餐桌旁等爸爸媽媽吃飯。
  當爸媽
  看幾個孩子吃得正香,於淑香雙眉下挑,她笑說這個家其實是“假的”,她怎麼可能有五個孩子?
  於淑香所說的“假的”,是指她和老公宋維良並不是五個孩子的親生父母。但在北京當孤兒的父母,是他們的工作,也是使命。
  2006年夏,在黑龍江大慶一家飯店做面點師的於淑香聽到親友說,“北京有孤兒需要照顧,你和你老公那麼喜歡孩子,很合適,就去當他們的爸媽吧。”
  “我不去”,於淑香想都沒想,一口回絕。她知道照顧孩子不易。
  “要不你們先去看看孩子,不想乾再回來。”親友試圖說服。
  於淑香心軟了。
  她回到家,對當時在磚廠開車的丈夫宋維良說,“要不咱就去一趟北京,看看?”
  2006年10月,於淑香夫婦倆將正讀高二的兒子交給婆婆,踏上去北京的列車。當時,春苗基金會尚未成立,但作為以救助孤兒為方向的公益組織,一直承擔著護養福利院孤殘兒童的重任。公益機構還在順義一小區租了幾間三室一廳,想為孤兒們找專職爸媽。
  “在社會化小區,我們尋找有養育子女經驗的,特別愛孩子的真實夫妻成為孤殘兒童的爸爸媽媽,讓孩子們建立非常完善的社會關係,體會到真實家庭帶來的溫暖和幸福。”春苗基金會秘書長崔瀾馨說起公益組織雇佣真實夫妻的初衷。
  於淑香夫婦來到北京順義一小區。
  夫妻倆到小區後,三個大小便失禁、不能走路的孤兒向他們撲來。“多好的孩子,我想照顧他們,想試試。”於淑香捏了捏丈夫的衣角。
  要乾,就乾吧。宋維良說。
  夫妻倆經過面試,順利成為三個孤兒的爸爸媽媽。殊不知,夫妻倆的決定遭到婆婆的強烈反對,“你們去北京乾啥,又不賺錢,幹嗎要跑那麼遠。”
  “不是為了錢,為娃。”於淑香知道夫妻倆如果照顧孤兒,一個月一共拿2000多元工資,攢不住錢,但她有自己的邏輯。
  假期,夫妻倆想家了。於是將三個孩子帶回大慶。一路上,於淑香格外忐忑,“婆婆會認這幾個大小便失禁的孩子嗎?”
  本以為會遭婆婆冷臉,但看到三個孩子後,於淑香說,“婆婆樂了。”
  三個孩子在大慶老家開心地玩耍,這一幕被40多歲的桓青香看得眼饞。
  桓青香,於淑香的親友,大慶一家保險公司經理,月入五六千元,丈夫劉峰做糧食收購生意,月入兩千多。夫妻倆有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女兒。小日子平淡而又幸福。
  “要不,你們也去北京面試一下?”,一天,看夫妻倆對孩子愛不釋手,於淑香試探地問了一下。
  “我女兒讀高一呢,咋去,去了後,孩子變壞咋辦”,桓青香心裡嘀咕,不能去。
  三年一晃而過。
  2011年夏,桓青香的女兒考上大學。8月21日,當女兒提著行李箱離家上大學後,桓青香又悄悄嘀咕,要不要去北京照顧孤兒呢。
  恰在這時,於淑香給桓青香打電話,“你女兒也上大學了,你們夫妻倆就去北京吧。孩子們需要你們。”
  “女兒也上大學了,再說不去就沒理由了,去!” 2011年9月13日,桓青香和丈夫劉峰來到北京。
  桓青香稱,擔心應聘不上,她還留了一手,“我沒有辭去保險經理的職務,萬一應聘不上我就繼續回家做保險。”
  面試通過。夫妻倆果斷辭職。
  9月20日,桓青香和丈夫來到順義。她要照顧四個孩子。其中三個男孩,一個女孩。分別患輕度腦癱、先心病及下肢癱瘓等。
  四個孤兒中,19歲的黨文明最讓桓青香擔心。黨文明下肢癱瘓,看到新來的爸媽,小伙子不哭不笑,滿肚子的心事。
  當其他孩子都“爸爸媽媽”地叫桓青香夫婦的時候,黨文明憋了半天,牙縫裡漏出倆字:阿姨。
  改口
  照顧孤兒,和正常家庭的孩子相比,更不容易。崔瀾馨稱,福利院送來的孩子儘管智力正常,但多是病殘孤兒,患先心病、癱瘓、大小便失禁、肢体殘疾等病癥。需要特別照顧。
  於淑香到現在還記得剛開始照顧三個孤兒時的經歷。
  “三個孩子都大小便失禁,從早到晚換尿布,一天能攢一大桶,到處都是臭味,說心裡話,這不是我的孩子,我有不情願的時候。”
  除了換尿布,於淑香最怕孩子們哭鬧。當孩子們哭聲此起彼伏的時候,於淑香心裡急,“他們喊我爸爸媽媽啊,我要對得住這個稱呼,我得全身心愛孩子,他們哭,是因為他們生病難受,我不能嫌棄。”
  於是,她和丈夫一點點摸清孩子們的脾氣。給孩子吃什麼藥,怎麼哄,哪個孩子最淘氣,都要門兒清。
  和於淑香一樣,桓青香一家也經受著孩子們帶來的各種考驗。在桓青香看來,最大的考驗有時候來自“殘酷的社會”。
  桓青香的論斷並非沒有依據。有時候天兒好,桓青香及老公劉峰會推著四五個孩子出門遛彎,在公園或廣場,遛彎的人看到夫婦倆推著抱著一堆孩子,眼珠瞪得格外大。
  劉峰稱,遛彎時,有人實在忍不住,就問他,“你們家咋那麼多孩子呢……你們倆身體咋這麼好呢……你們是不是近親(結婚)啊。”
  剛開始,劉峰還想解釋一下,可“越解釋越糊塗”,於是乾脆不說了。
  此後,但凡遇到“你倆是否近親”的話題,劉峰總迎上去,說,“是,是近親”。
  “這咋解釋呢,一說,話就長了。”桓青香說。
  忍受著嘲諷,桓青香夫婦一直默默地“努力做一個稱職的爸媽”。這一點,孩子們能用行動來感知。
  桓青香記得,小家剛成立之初,夫妻倆最大的挑戰是,想讓黨文明親口叫他們一聲爸媽。
  一個月,兩個月,黨文明並不情願。
  2010年11月,黨文明去醫院做手術,醫院里,他打電話給桓青香。當時桓青香拿著聽筒,焦急地聽孩子的病情。
  “喂,是,媽媽嗎?”黨文明在電話里改口了。
  “啊——呀,我是媽媽。” 桓青香像吃了蜜一樣。這讓桓青香特別欣慰,“再固執的孩子,只要好好對他,總會有回報的,但你當他們的爸媽,不能圖回報。”
  照顧孩子的日子顯得平靜而又充實。漸漸地,桓青香發現,像他這樣的“家庭”在小區越來越多了。
  崔瀾馨稱,“給孤兒一個家”(教育寄宿家庭模式)這是春苗基金會的一個重要項目。“針對3歲以下的孤兒,我們設置了‘小嬰兒之家’,護工全天候照顧孩子;但是3歲以上的孩子有心理和情感需要,為融入社會打基礎,於是我們設置了教育寄宿家庭模式,設置了學習中心……讓孩子們在真實的社會中生活,為走進真正的家庭做準備。”
  崔瀾馨介紹,截至目前,在順義一小區共設置6個家庭,每個家庭所聘用的爸爸媽媽養4-6個孩子。“我們每月支付爸爸媽媽共2600元補助……孩子吃喝拉撒租房等等由基金會承擔……為了更接近現實生活,我們鼓勵爸爸媽媽中的一人外出工作,但不能長期離家,要讓孩子從小知道父母的角色,要賺錢養家,用勞動創造價值是一份責任。”
  沒有爸爸的婚禮
  2009年,於淑香唯一的親生兒子在東北老家結婚了。
  兒子結婚前打來電話給於淑香,“你和爸爸,能回來嗎?”
  針對這個事兒,於淑香夫婦一直合計,“咱倆要照顧五個孩子的吃喝拉撒。兒子結婚是要回去,但這些孩子咋辦呢?”
  最後倆人決定,於淑香一人回家參加兒子的婚禮。
  東北老家的婚禮上,兒子媳婦拜父母時,於淑香慌了神。這讓不明情況的親友不理解,“親兒子結婚,他爸都不回來,還是爹嗎,他爹咋能這樣啊。”
  於淑香低著頭,接受著各種數落。
  好半天,她當著全場,說出一句話,“不是爸爸不回來參加兒子的婚禮,爸爸也想回來,咱家辦喜事爸爸咋會不惦記呢……是爸爸回不來,爸爸要照顧五個孩子,孩子們需要爸爸。”
  於淑香掏出一張全家福。全家福是於淑香夫婦與五個孤兒們的合照。7個人緊緊地湊在一起,對著鏡頭直樂。
  婚禮現場安靜了,於淑香發現,“現場哭聲一片”。
  看到大家哭,於淑香沒有哭。但她所照料的7歲“女兒”黨依娜,卻輕易戳中她的淚穴。
  2011年7月3日,黨依娜被美國夫婦抱養。這一天,母女倆淚如雨下。
  “天要塌了……那是我的女兒啊,就這樣飛了”,黨依娜被送走後,於淑香將自己鎖在屋裡,七八天不出去。很快,她病倒了。
  住院後,於淑香的親兒子去醫院陪她。
  病床上,昏迷不醒的於淑香不斷呼喊每一個孩子的名字,“天亮啊,桂桂啊,天成啊,濤濤啊……”喊來喊去,唯獨沒有自己兒子的名字。
  兒子心中“老不是滋味兒”。
  事後,於淑香對兒子說,“兒子啊。媽媽沒叫你是因為你不在媽媽身邊,你別生氣。媽媽愛你。”
  “爸爸媽媽照顧孤兒,這傾註了他們大量心血,這不是一份工作”,崔瀾馨稱,對於孤兒家庭的爸爸媽媽來說,最難受的就是“和孩子分別”的時候,“好多家長明知道孩子被社會領養是好事兒,但照顧幾年,畢竟有感情了。”
  針對孤兒家庭爸爸媽媽可能面臨的情緒等心理問題,崔瀾馨稱,心理咨詢師要定期給爸爸媽媽們進行心理疏導。
  理想與現實
  “不幹了!說啥也不幹了”。去年一月,桓青香下定決心,她想回東北老家了。
  拋出這話的原因,是承受不了現實給她帶來的傷痛,她三歲“兒子”小布丁剛剛去世了。
  小布丁患先天性心臟病,這讓桓青香照顧起來格外留心。生活中,小布丁黏人,桓青香就去抱他,“我一抱孩子,他就不哭了,我說還疼嗎?他說,媽媽我不疼,可舒服了。”
  “他其實就是想讓你抱抱”,桓青香說。
  小布丁是在醫院里與桓青香永別的。“孩子臨走前,滿屋子找我,知道媽媽來看他了……”
  桓青香腦子空了。“我真的想‘放手’,這麼好的孩子,憑什麼(走)啊,說沒就沒了,憑什麼啊。”
  但是,一想起家裡還有5個孩子需要照顧。桓青香放棄了回老家的念頭。
  孩子們沒讓爸爸媽媽們失望。桓青香稱,每每她回家,孩子們爭先恐後叫媽媽,“孩子們會拿出拖鞋給我。說媽媽,你換上。”
  崔瀾馨說,為增強孤兒們融入社會的能力,春苗設計了到消防局上消防課、超市購物等體驗活動。記得一次活動中,給孤兒們每人50元去超市購物,“一個10歲小男孩,超市裡轉啊,轉啊,這個拿下來,一會又放上去,一會問志願者姐姐,這個好吃嗎……”崔瀾馨稱,你知道孩子最後買什麼了嗎?“給媽媽買了一雙手套,給哥哥買了一個文具盒,給妹妹買了一包糖果,剩餘十多元說要給媽媽貼補家用。”
  看著噌噌長大的孩子,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理想。
  崔瀾馨稱,截至目前,十多年來,我們與河南、內蒙古、山西、河北等40多個福利院合作,一共助養超過1900名孤殘兒童,“我們希望推動‘社會福利社會化’進程,希望社會有更多的關註孤殘兒童的社會救助項目,通過民間力量來解決社會問題。”她說,如果未來社會福利真的實現社會化了,春苗基金會將承擔“技術輸出”角色,“我們可以為福利院,以及兒童福利機構提供專業技術培訓,真正從孩子需求出發,讓孩子們更容易融入社會。”
  孩子們的夢想純粹又童真,“媽媽,等我長大了,給你住大別墅”“媽媽,我們坐小轎車”,“媽媽你喜歡花,我們要建一座花園”。
  桓青香也有夢想,她希望自己照料的孩子將來進入新的家庭後,兄弟姐妹間能相互聯繫,“如果哪個過得不好,就幫幫她(他)。”
  “孩子一個一個走了,還有一個一個孩子要來……就像樹一樣,今年秋天,葉兒落了,明年春天,葉子又長出來了。多好。”看著窗外的黃葉飄落,於淑香若有所思。(為保護隱私,文中未成年人均用化名)
  我們是從生存需求、生活需求再到發展的需求出發,最終達到孤殘兒童可以順利融入社會為終極目標。 ——春苗基金會秘書長崔瀾馨
  新京報記者 申志民  (原標題:有家的孤兒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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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智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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