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智斌

11月28日，媽媽於淑香和白化病孤兒小潔，小潔最會撒嬌。在桓青香和劉峰的家裡，亮亮和大震玩得很開心。於淑香和她的孩子們。爸爸劉峰接自家的孩子回家。新京報記者 高瑋 攝
　　他們還是孩子，或肢体殘疾，或身患疾病，從小就被遺棄。
　　他們平淡地生活在福利院，多有一個姓——黨。
　　可有時也會遇到驚喜，“中了彩票似的”——他們中身體殘疾、智力正常的孩子被送到能創造更好成長環境的慈善機構助養。
　　北京春苗兒童救助基金會，就是參與助養貧病棄兒的慈善機構之一。他們為這些孤兒都安置了一個家。
　　連日來，新京報記者走進這些家庭，發現在這個“家”里，有爸爸媽媽，有兄弟姐妹，有真實的生活狀態，當然，也有真實的愛與離別。
　　回家
　　9歲的黨志君上小學二年級。下午4時放學後，為炫炫自己的權威，他讓媽媽於淑香“快點推”。
　　輪椅的車軲轆在飛速旋轉。剛到家門口，砰一聲，黨志君笑著飛身躍下，半個身子嘩啦倒在地板上。
　　下身癱瘓的他借助一把幾公斤重的扶手椅，噌地扶穩站了起來。他用他塌陷的吃不住力的腳，一點點朝卧室挪去。
　　3歲的小妹黨小潔看到黨志君回家，嘰嘰喳喳走過去。幫哥哥拿書包。
　　黨小潔患白化病，頭髮、眉宇赤白。她的小碎步比哥哥快，幾步到了卧室。
　　他開始召集兄弟姐妹們“開會”——“黨馨雨、黨小潔、黨小強……你們過來”。黨志君喊道。
　　“你們說，你們聽我的（話）嗎？誰敢不聽我的？”爸爸媽媽在廚房裡忙活的時候，黨志君眯著眼睛，擺起老大的架勢。他要證明，在家裡他說了算。
　　黨志君話題剛一撂下，兩個三歲的孩子默許點頭，但高黨志君一頭的12歲姐姐黨馨雨吐吐舌頭，“我不聽”。
　　“你敢不聽？！”黨志君做憤怒狀，似要挪身撲向黨馨雨。
　　黨馨雨咯咯笑，帶弟弟妹妹跑了。
　　看姐姐不在，黨志君嘿嘿笑，對新京報記者說：黨馨雨比我大，你知道為什麼怕我嗎？
　　他眯著眼透露技巧，“她最怕癢癢，我咯吱她。”
　　11月28日下午5時，順義一普通小區，一串串笑聲從小區一樓傳出來。五個孩子“哥哥”“姐姐”“妹妹”“弟弟”歡叫著，玩兒得不亦樂乎。
　　在廚房裡，孩子們的爸媽宋維良和於淑香腰系圍裙，他們泡好一盆粉條，買了一塊豬肉，要給孩子們吃家鄉菜“豬肉燉粉條”。
　　下午6時，天剛擦黑，夫妻倆做好一桌飯菜，五個孩子排著隊去衛生間洗手，然後端坐在餐桌旁等爸爸媽媽吃飯。
　　當爸媽
　　看幾個孩子吃得正香，於淑香雙眉下挑，她笑說這個家其實是“假的”，她怎麼可能有五個孩子？
　　於淑香所說的“假的”，是指她和老公宋維良並不是五個孩子的親生父母。但在北京當孤兒的父母，是他們的工作，也是使命。
　　2006年夏，在黑龍江大慶一家飯店做面點師的於淑香聽到親友說，“北京有孤兒需要照顧，你和你老公那麼喜歡孩子，很合適，就去當他們的爸媽吧。”
　　“我不去”，於淑香想都沒想，一口回絕。她知道照顧孩子不易。
　　“要不你們先去看看孩子，不想乾再回來。”親友試圖說服。
　　於淑香心軟了。
　　她回到家，對當時在磚廠開車的丈夫宋維良說，“要不咱就去一趟北京，看看？”
　　2006年10月，於淑香夫婦倆將正讀高二的兒子交給婆婆，踏上去北京的列車。當時，春苗基金會尚未成立，但作為以救助孤兒為方向的公益組織，一直承擔著護養福利院孤殘兒童的重任。公益機構還在順義一小區租了幾間三室一廳，想為孤兒們找專職爸媽。
　　“在社會化小區，我們尋找有養育子女經驗的，特別愛孩子的真實夫妻成為孤殘兒童的爸爸媽媽，讓孩子們建立非常完善的社會關係，體會到真實家庭帶來的溫暖和幸福。”春苗基金會秘書長崔瀾馨說起公益組織雇佣真實夫妻的初衷。
　　於淑香夫婦來到北京順義一小區。
　　夫妻倆到小區後，三個大小便失禁、不能走路的孤兒向他們撲來。“多好的孩子，我想照顧他們，想試試。”於淑香捏了捏丈夫的衣角。
　　要乾，就乾吧。宋維良說。
　　夫妻倆經過面試，順利成為三個孤兒的爸爸媽媽。殊不知，夫妻倆的決定遭到婆婆的強烈反對，“你們去北京乾啥，又不賺錢，幹嗎要跑那麼遠。”
　　“不是為了錢，為娃。”於淑香知道夫妻倆如果照顧孤兒，一個月一共拿2000多元工資，攢不住錢，但她有自己的邏輯。
　　假期，夫妻倆想家了。於是將三個孩子帶回大慶。一路上，於淑香格外忐忑，“婆婆會認這幾個大小便失禁的孩子嗎？”
　　本以為會遭婆婆冷臉，但看到三個孩子後，於淑香說，“婆婆樂了。”
　　三個孩子在大慶老家開心地玩耍，這一幕被40多歲的桓青香看得眼饞。
　　桓青香，於淑香的親友，大慶一家保險公司經理，月入五六千元，丈夫劉峰做糧食收購生意，月入兩千多。夫妻倆有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女兒。小日子平淡而又幸福。
　　“要不，你們也去北京面試一下？”，一天，看夫妻倆對孩子愛不釋手，於淑香試探地問了一下。
　　“我女兒讀高一呢，咋去，去了後，孩子變壞咋辦”，桓青香心裡嘀咕，不能去。
　　三年一晃而過。
　　2011年夏，桓青香的女兒考上大學。8月21日，當女兒提著行李箱離家上大學後，桓青香又悄悄嘀咕，要不要去北京照顧孤兒呢。
　　恰在這時，於淑香給桓青香打電話，“你女兒也上大學了，你們夫妻倆就去北京吧。孩子們需要你們。”
　　“女兒也上大學了，再說不去就沒理由了，去！” 2011年9月13日，桓青香和丈夫劉峰來到北京。
　　桓青香稱，擔心應聘不上，她還留了一手，“我沒有辭去保險經理的職務，萬一應聘不上我就繼續回家做保險。”
　　面試通過。夫妻倆果斷辭職。
　　9月20日，桓青香和丈夫來到順義。她要照顧四個孩子。其中三個男孩，一個女孩。分別患輕度腦癱、先心病及下肢癱瘓等。
　　四個孤兒中，19歲的黨文明最讓桓青香擔心。黨文明下肢癱瘓，看到新來的爸媽，小伙子不哭不笑，滿肚子的心事。
　　當其他孩子都“爸爸媽媽”地叫桓青香夫婦的時候，黨文明憋了半天，牙縫裡漏出倆字：阿姨。
　　改口
　　照顧孤兒，和正常家庭的孩子相比，更不容易。崔瀾馨稱，福利院送來的孩子儘管智力正常，但多是病殘孤兒，患先心病、癱瘓、大小便失禁、肢体殘疾等病癥。需要特別照顧。
　　於淑香到現在還記得剛開始照顧三個孤兒時的經歷。
　　“三個孩子都大小便失禁，從早到晚換尿布，一天能攢一大桶，到處都是臭味，說心裡話，這不是我的孩子，我有不情願的時候。”
　　除了換尿布，於淑香最怕孩子們哭鬧。當孩子們哭聲此起彼伏的時候，於淑香心裡急，“他們喊我爸爸媽媽啊，我要對得住這個稱呼，我得全身心愛孩子，他們哭，是因為他們生病難受，我不能嫌棄。”
　　於是，她和丈夫一點點摸清孩子們的脾氣。給孩子吃什麼藥，怎麼哄，哪個孩子最淘氣，都要門兒清。
　　和於淑香一樣，桓青香一家也經受著孩子們帶來的各種考驗。在桓青香看來，最大的考驗有時候來自“殘酷的社會”。
　　桓青香的論斷並非沒有依據。有時候天兒好，桓青香及老公劉峰會推著四五個孩子出門遛彎，在公園或廣場，遛彎的人看到夫婦倆推著抱著一堆孩子，眼珠瞪得格外大。
　　劉峰稱，遛彎時，有人實在忍不住，就問他，“你們家咋那麼多孩子呢……你們倆身體咋這麼好呢……你們是不是近親（結婚）啊。”
　　剛開始，劉峰還想解釋一下，可“越解釋越糊塗”，於是乾脆不說了。
　　此後，但凡遇到“你倆是否近親”的話題，劉峰總迎上去，說，“是，是近親”。
　　“這咋解釋呢，一說，話就長了。”桓青香說。
　　忍受著嘲諷，桓青香夫婦一直默默地“努力做一個稱職的爸媽”。這一點，孩子們能用行動來感知。
　　桓青香記得，小家剛成立之初，夫妻倆最大的挑戰是，想讓黨文明親口叫他們一聲爸媽。
　　一個月，兩個月，黨文明並不情願。
　　2010年11月，黨文明去醫院做手術，醫院里，他打電話給桓青香。當時桓青香拿著聽筒，焦急地聽孩子的病情。
　　“喂，是，媽媽嗎？”黨文明在電話里改口了。
　　“啊——呀，我是媽媽。” 桓青香像吃了蜜一樣。這讓桓青香特別欣慰，“再固執的孩子，只要好好對他，總會有回報的，但你當他們的爸媽，不能圖回報。”
　　照顧孩子的日子顯得平靜而又充實。漸漸地，桓青香發現，像他這樣的“家庭”在小區越來越多了。
　　崔瀾馨稱，“給孤兒一個家”（教育寄宿家庭模式）這是春苗基金會的一個重要項目。“針對3歲以下的孤兒，我們設置了‘小嬰兒之家’，護工全天候照顧孩子；但是3歲以上的孩子有心理和情感需要，為融入社會打基礎，於是我們設置了教育寄宿家庭模式，設置了學習中心……讓孩子們在真實的社會中生活，為走進真正的家庭做準備。”
　　崔瀾馨介紹，截至目前，在順義一小區共設置6個家庭，每個家庭所聘用的爸爸媽媽養4-6個孩子。“我們每月支付爸爸媽媽共2600元補助……孩子吃喝拉撒租房等等由基金會承擔……為了更接近現實生活，我們鼓勵爸爸媽媽中的一人外出工作，但不能長期離家，要讓孩子從小知道父母的角色，要賺錢養家，用勞動創造價值是一份責任。”
　　沒有爸爸的婚禮
　　2009年，於淑香唯一的親生兒子在東北老家結婚了。
　　兒子結婚前打來電話給於淑香，“你和爸爸，能回來嗎？”
　　針對這個事兒，於淑香夫婦一直合計，“咱倆要照顧五個孩子的吃喝拉撒。兒子結婚是要回去，但這些孩子咋辦呢？”
　　最後倆人決定，於淑香一人回家參加兒子的婚禮。
　　東北老家的婚禮上，兒子媳婦拜父母時，於淑香慌了神。這讓不明情況的親友不理解，“親兒子結婚，他爸都不回來，還是爹嗎，他爹咋能這樣啊。”
　　於淑香低著頭，接受著各種數落。
　　好半天，她當著全場，說出一句話，“不是爸爸不回來參加兒子的婚禮，爸爸也想回來，咱家辦喜事爸爸咋會不惦記呢……是爸爸回不來，爸爸要照顧五個孩子，孩子們需要爸爸。”
　　於淑香掏出一張全家福。全家福是於淑香夫婦與五個孤兒們的合照。7個人緊緊地湊在一起，對著鏡頭直樂。
　　婚禮現場安靜了，於淑香發現，“現場哭聲一片”。
　　看到大家哭，於淑香沒有哭。但她所照料的7歲“女兒”黨依娜，卻輕易戳中她的淚穴。
　　2011年7月3日，黨依娜被美國夫婦抱養。這一天，母女倆淚如雨下。
　　“天要塌了……那是我的女兒啊，就這樣飛了”，黨依娜被送走後，於淑香將自己鎖在屋裡，七八天不出去。很快，她病倒了。
　　住院後，於淑香的親兒子去醫院陪她。
　　病床上，昏迷不醒的於淑香不斷呼喊每一個孩子的名字，“天亮啊，桂桂啊，天成啊，濤濤啊……”喊來喊去，唯獨沒有自己兒子的名字。
　　兒子心中“老不是滋味兒”。
　　事後，於淑香對兒子說，“兒子啊。媽媽沒叫你是因為你不在媽媽身邊，你別生氣。媽媽愛你。”
　　“爸爸媽媽照顧孤兒，這傾註了他們大量心血，這不是一份工作”，崔瀾馨稱，對於孤兒家庭的爸爸媽媽來說，最難受的就是“和孩子分別”的時候，“好多家長明知道孩子被社會領養是好事兒，但照顧幾年，畢竟有感情了。”
　　針對孤兒家庭爸爸媽媽可能面臨的情緒等心理問題，崔瀾馨稱，心理咨詢師要定期給爸爸媽媽們進行心理疏導。
　　理想與現實
　　“不幹了！說啥也不幹了”。去年一月，桓青香下定決心，她想回東北老家了。
　　拋出這話的原因，是承受不了現實給她帶來的傷痛，她三歲“兒子”小布丁剛剛去世了。
　　小布丁患先天性心臟病，這讓桓青香照顧起來格外留心。生活中，小布丁黏人，桓青香就去抱他，“我一抱孩子，他就不哭了，我說還疼嗎？他說，媽媽我不疼，可舒服了。”
　　“他其實就是想讓你抱抱”，桓青香說。
　　小布丁是在醫院里與桓青香永別的。“孩子臨走前，滿屋子找我，知道媽媽來看他了……”
　　桓青香腦子空了。“我真的想‘放手’，這麼好的孩子，憑什麼（走）啊，說沒就沒了，憑什麼啊。”
　　但是，一想起家裡還有5個孩子需要照顧。桓青香放棄了回老家的念頭。
　　孩子們沒讓爸爸媽媽們失望。桓青香稱，每每她回家，孩子們爭先恐後叫媽媽，“孩子們會拿出拖鞋給我。說媽媽，你換上。”
　　崔瀾馨說，為增強孤兒們融入社會的能力，春苗設計了到消防局上消防課、超市購物等體驗活動。記得一次活動中，給孤兒們每人50元去超市購物，“一個10歲小男孩，超市裡轉啊，轉啊，這個拿下來，一會又放上去，一會問志願者姐姐，這個好吃嗎……”崔瀾馨稱，你知道孩子最後買什麼了嗎？“給媽媽買了一雙手套，給哥哥買了一個文具盒，給妹妹買了一包糖果，剩餘十多元說要給媽媽貼補家用。”
　　看著噌噌長大的孩子，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理想。
　　崔瀾馨稱，截至目前，十多年來，我們與河南、內蒙古、山西、河北等40多個福利院合作，一共助養超過1900名孤殘兒童，“我們希望推動‘社會福利社會化’進程，希望社會有更多的關註孤殘兒童的社會救助項目，通過民間力量來解決社會問題。”她說，如果未來社會福利真的實現社會化了，春苗基金會將承擔“技術輸出”角色，“我們可以為福利院，以及兒童福利機構提供專業技術培訓，真正從孩子需求出發，讓孩子們更容易融入社會。”
　　孩子們的夢想純粹又童真，“媽媽，等我長大了，給你住大別墅”“媽媽，我們坐小轎車”，“媽媽你喜歡花，我們要建一座花園”。
　　桓青香也有夢想，她希望自己照料的孩子將來進入新的家庭後，兄弟姐妹間能相互聯繫，“如果哪個過得不好，就幫幫她（他）。”
　　“孩子一個一個走了，還有一個一個孩子要來……就像樹一樣，今年秋天，葉兒落了，明年春天，葉子又長出來了。多好。”看著窗外的黃葉飄落，於淑香若有所思。（為保護隱私，文中未成年人均用化名）
　　我們是從生存需求、生活需求再到發展的需求出發，最終達到孤殘兒童可以順利融入社會為終極目標。 ——春苗基金會秘書長崔瀾馨
　　新京報記者 申志民　　（原標題：有家的孤兒）